百日憶百年——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35年）

1月15日-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參加會議的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會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共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張聞天在會后根據多數人的發言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議決議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遭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在行軍途中，根據會議精神，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后，軍委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接著，又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負責軍事行動。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1月19日　紅軍離開遵義，移師北上。根據敵情的不斷變化，毛澤東等采取高度靈活的運動戰方針。1月29日，紅軍經土城、猿猴場(今元厚)渡過赤水河，進入川南。2月18日至21日，又揮師東進，在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河。28日晨，紅軍重入遵義，殲敵二個師又八個團，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3月16日至17日，紅軍在茅臺及其附近地區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隨后，又出敵不意地于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灘等地四渡赤水河。接著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并乘云南敵軍增援貴陽之際，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紅軍又朝西北方向急進，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

3月　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在此以前，1934年11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在巴中縣清江渡召開會議，確定向西進攻，在川陜邊界擴大根據地的方針。遵義會議后，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曾電告張國燾令紅四方面軍向西進攻以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上。3月底，紅四方面軍主力經過激烈戰斗，勝利地渡過敵軍嚴密封鎖的嘉陵江，造成了極為有利的形勢。但張國燾卻于4月擅自放棄川陜根據地，渡過涪江，5月渡過岷江，到達理番(今理縣)。6月，紅四方面軍一部到達懋功(今小金縣)。

5月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由于執行正確的民族政策，順利進入四川省涼山彝族地區。下旬渡過大渡河，飛奪瀘定橋。6月上旬翻越了長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6月12日，紅一、四方面軍前鋒部隊在懋功東南的達維地區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懋功地區。兩支紅軍主力的會師，大大增強了革命的力量。21日，兩軍在懋功地區召開慶祝大會。中共中央根據會師后的形勢，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張國燾與中央方針背道而馳，主張向川康邊退卻。為了統一戰略方針，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明確指出兩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以便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運動。不久，中共中央為了紅軍的團結，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

8月1日　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在巴黎《救國報》上正式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個宣言對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8月上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繼續對張國燾進行耐心的說服工作，通過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會后，黨中央根據8月3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制定的“夏(河)洮(河)戰役計劃”中提出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的意見，決定左、右路軍在黨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下，共同北上。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率領，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左、右路軍分別從卓克基、毛兒蓋等地出發，經過艱苦行軍，跨過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達阿壩和巴西等地區。

9月9日　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當即緊急磋商，決定率領紅一、紅三軍先行北上。12日，黨中央又在甘肅省迭部縣俄界(即高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毛澤東《關于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會后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并再次電示張國燾要他改正錯誤，率領部隊北上。但張國燾卻頑固地堅持其錯誤主張，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并于10月間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足木腳)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劉伯承等堅持全黨團結，在艱難的處境下與張國燾的反黨分裂主義錯誤進行斗爭。朱德早在阿壩張國燾所召開的干部會議上就嚴正指出：“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9月　俄界會議后，黨中央率領紅一、紅三軍繼續北上，迅速突破甘肅南部的天險臘子口，翻過岷山，占領哈達鋪。這時根據俄界會議決定，將紅一、三軍和軍委直屬隊改編為陜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羅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10月19日　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至此，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結束。

11月13日　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抗日救國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本年10月間，日本曾指使河北香河漢奸暴動，占領縣城。11月，又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而國民黨政府則指派宋哲元等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關于“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翌年1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正式發表侵華“三原則”，即(一)中國停止反日運動和放棄依賴歐美主義，努力中日提攜;(二)承認“滿洲國”;(三)中日“共同防共”。這些事件表明日本軍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計劃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12月9日　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北平愛國學生數千人，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和組織下，沖破國民黨政府的恐怖統治，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對華北自治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16日，北平學生和市民一萬多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會后，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運動獲得了全國人民熱烈的支持和聲援，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12月17日　中共中央在瓦窯堡開始舉行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劉少奇、鄧發、張浩(林育英)等人。23日，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方針;同時，提出了抗日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毛澤東于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議和報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也有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買辦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必須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要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